邓小平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从其主要内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上来看，则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和发展上。正是这种创新和发展，使得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和飞跃。
首先，从其科学体系主要内容上看。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和发展步骤等问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经济建设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看待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其次，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看。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革命取得胜利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如何从事建设等问题论及较少，更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列宁、毛泽东等伟人在实践中进行了多方面探索，试图加以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作出全面科学的回答。邓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政治上的胆略和理论上的勇气，同时具有把它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和条件，从而在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现了继承基础上的变革。
最后，从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历史性任务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党的工作中心应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面临着一个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如何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要完成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就要有思想认识上的重要突破，要有理论上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既是这种思想转变的理论指导，又是这种思想解放的实践总结。
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头等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
1957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的错误十分严重，教条式的、僵化式地理解社会主义，致使整个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而当时正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我们失去了很多机遇。
邓小平冷静、客观、全面、动态地分析了世界形势的变化，科学、正确地把握了世界变革的趋势与发展的主流，同时又非常严肃、认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此，他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首先，加快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次，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当今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第三，经济发展是解决国内各种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复杂而严重的问题，诸如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问题，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祖国统一，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问题，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问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经济。
明确了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邓小平同志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变化，导致国内政策发生相应的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有条件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先发展一步；首先发展轻工业与农业，然后发展重工业。（2）科技革命的兴起引起人类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防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提出加快发展的思想；把科学技术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地位，要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3）邓小平坚定地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邓小平主张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
邓小平从国家独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参与国际竞争这三个方面说明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等一系列观点。
邓小平所讲的速度是一种积极的速度，实在的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速度。他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在谈到“七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时，他说：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要快一点，但又不能太快；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不顾客观实际情况。这里有一个经济速度的合理的“度”的问题。这个“度”就是与效益相统一的速度。速度是效益的载体。无速度就不可能有效益的提高。只有二者的统一，在效益的基础上增长速度，有了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才能既提高人民生活，又可以有扩大再生产。
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速度与效益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增长速度，即：一方面速度能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力（现有资源）的潜力；另一方面效益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首先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比例的关系。邓小平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比例协调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没有比例协调就没有确实可靠的发展速度；但比例协调是相对的，比例协调是为经济发展速度服务的，不能过分强调比例协调而丧失时机，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时，总是强调应当是扎扎实实的、产品讲求质量的速度。他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硬。邓小平始终把讲求质量作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和保证，并且把它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联系起来。
发展在邓小平的经济理论中始终占有核心的地位，构成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线。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我们所做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
邓小平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从其主要内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上来看，则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和发展上。正是这种创新和发展，使得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和飞跃。
首先，从其科学体系主要内容上看。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和发展步骤等问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经济建设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看待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其次，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看。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革命取得胜利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如何从事建设等问题论及较少，更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列宁、毛泽东等伟人在实践中进行了多方面探索，试图加以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作出全面科学的回答。邓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政治上的胆略和理论上的勇气，同时具有把它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和条件，从而在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现了继承基础上的变革。
最后，从这个理论所要解决的历史性任务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党的工作中心应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面临着一个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如何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要完成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就要有思想认识上的重要突破，要有理论上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既是这种思想转变的理论指导，又是这种思想解放的实践总结。
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头等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
1957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的错误十分严重，教条式的、僵化式地理解社会主义，致使整个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而当时正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我们失去了很多机遇。
邓小平冷静、客观、全面、动态地分析了世界形势的变化，科学、正确地把握了世界变革的趋势与发展的主流，同时又非常严肃、认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此，他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首先，加快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点，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次，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当今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第三，经济发展是解决国内各种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复杂而严重的问题，诸如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问题，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祖国统一，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问题，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问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发展经济。
明确了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邓小平同志制定了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变化，导致国内政策发生相应的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有条件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先发展一步；首先发展轻工业与农业，然后发展重工业。（2）科技革命的兴起引起人类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防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提出加快发展的思想；把科学技术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地位，要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3）邓小平坚定地认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邓小平主张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
邓小平从国家独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参与国际竞争这三个方面说明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等一系列观点。
邓小平所讲的速度是一种积极的速度，实在的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速度。他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在谈到“七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时，他说：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要快一点，但又不能太快；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不顾客观实际情况。这里有一个经济速度的合理的“度”的问题。这个“度”就是与效益相统一的速度。速度是效益的载体。无速度就不可能有效益的提高。只有二者的统一，在效益的基础上增长速度，有了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才能既提高人民生活，又可以有扩大再生产。
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速度与效益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增长速度，即：一方面速度能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力（现有资源）的潜力；另一方面效益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首先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比例的关系。邓小平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比例协调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没有比例协调就没有确实可靠的发展速度；但比例协调是相对的，比例协调是为经济发展速度服务的，不能过分强调比例协调而丧失时机，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时，总是强调应当是扎扎实实的、产品讲求质量的速度。他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硬。邓小平始终把讲求质量作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和保证，并且把它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联系起来。
发展在邓小平的经济理论中始终占有核心的地位，构成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线。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我们所做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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